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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结何解

徐文被自己的患者砍伤，让同仁医院的其他医生有物伤其类之感。

　　徐文被砍第二天，面对记者的采访要求，同仁医院所有医护人员一致三缄其口。一位住院医生透露，他们曾收到医院信息平台发出的短信：希望大家相信北京市委市政府、卫生局及医院各级领导会妥善处理，如有媒体或陌生人采访或打听，要上报医院宣传中心，由医院进行统一接待。

　　直到三天后，9月19日上午，部分同仁医院医生终于不再沉默。他们为徐文祈福，以此表达心情。

　　9时许，在同仁医院西区门诊四楼的耳鼻咽喉科二区门口，耳鼻喉科医生们向徐文发起捐款。他们拉着一条横幅，上书“为徐文主任祈福”。大家捐款后神情肃穆，默然静立，不愿离去。财新《新世纪》记者看到，有几名保安维持秩序，遇到来看病的患者就告知，请10点以后再来。

　　除了同仁的医生，还有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在同仁医院进修的医生也参加了捐款。一位来自福建的进修医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他过来是因为收到厦门一位同行的短信；这个短信由同仁医院医生发起，呼吁全国的耳鼻喉科医生在上午9点到10点罢诊半小时，“到时起身到休息室喝水，到卫生间上厕所即可”。

　　上午9点45分，医生开始在同仁院内游行。财新《新世纪》记者看到，现场有很多医生在流泪。游行队伍从四楼捐款地步行至一楼，进入门诊大厅。有医生持喇叭讲述徐文医生被害情况。

　　在同仁医院之外，积蓄已久的不满情绪在医生群体中广为传播。全国各地的医生竞相转发关于同仁血案的最新消息。除了愤怒，他们也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对自身职业的困惑之中。

　　其中一条短信称：“作为医务人员我们还要沉默多久？下一个又会是谁？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发出我们的怒吼！改善行医环境，还我尊严！上帝只救自救者！”

　　但是，若跳出医生圈，同仁血案也激发了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情绪。

　　当一位医学权威呼吁大家保护医生，并称“医生是神圣的职业”时，许多网友强烈质疑：“医生是神圣的职业吗？真正的白衣天使太少了！穿着白衣的人们，你们自己能无愧地回答吗？”

　　更令人担忧的是，血案中的暴力或许会起到示范效应。9月21日，还是在同仁医院，年轻的眼科医生苗景鹏和眼科门诊护士长同时被一位患者殴打。患者甚至咬了护士一口，还威胁道：“我要让你和徐文一样。”

　　同一天，另一位医生也在“人人网”发帖称，“昨夜心脏监护室一大面积心梗患者室颤了，家属跟值班大夫说‘你知道最近同仁医院的事吗？要是我老公死在这里，我就抱着你们从楼上跳下去！’”

　　中国的医生和患者，从何时起变成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

危险的工作

　　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医生赵星凯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我干的是一份危险的工作。”

　　半年来，这位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医生，目睹了四位同事因被患者方殴打而辞职。他感叹：“这工作没法干了。”

　　在他给财新《新世纪》记者讲述的第一个故事中，“打人的全都是短皮衣、棒球帽，清一色打扮。”病人是肺结核毁损肺，已反复住院多次。家人的要求是，“人不能死”。

　　赵星凯说：“跟他解释病情说怎么重、什么情况、怎么治疗，都无动于衷，就说一句话，我们的人不能死。只要病人情况一危急，家属就在旁边骂。”

　　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的医生中，大多数人都曾有过被患者打骂的经历。最倒霉的无疑是急诊科。一位广东三甲医院的医生说：“到急诊科工作的第一天，主任就领着我去看了逃生通道，叮嘱我，关键时刻可以躲到手术室。”另一位上海三甲医院急诊室医生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有些大夫身边带着防狼器、辣椒水，以防万一。”

　　冲突有多种类型。在赵星凯看来，第一个故事属于“无理取闹型”，第二个故事也与之相似。“一位急诊病房的病人猝死。家属中女的砸东西，男的打人。”

　　但是，在第三个故事里，赵星凯坦言，这属于“医疗过错型”。

　　被打的是一位怀孕四个月的护士，她负责换输液袋。在第一瓶液体输完后，患者家属发现：医嘱中的葡萄糖被配成了生理盐水。这不是这位护士的错，她只负责换液体；配液是另一位护士的职责。但患者不管。从后来的视频来看，这位护士被打至少五分钟。

　　统计显示，近年来，医患冲突日益增多。70％以上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60％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死后，家属在医院内摆花圈、拉横幅、设灵堂等情况；其中43.86％发展成打砸医院和医生。

　　同仁血案，只是近期多起恶性医患冲突之一。

　　就在徐文被砍事件发生一周之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生穆新林在医院被患者家属殴打，造成颈部受伤、左胫骨骨折；8月16日，一名男病人持不锈钢菜刀，冲进东莞长安镇长安医院肝病科，致两名医生一死一伤；5月30日，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儿科医生被患者家属打烂生殖器；1月31日，上海新华医院医生被患者家属持刀捅成重伤；1月4日，青岛市立医院多名医生被打致伤。

医生职业恐慌

　　同仁血案对医生的心理震动无疑是巨大的，尤其是对年轻医生。

　　“徐文已经是国内最一流的专家。当年轻的医生们看到，这样一个成功的前辈也会有如此遭遇，他们会觉得当前的压力更加难以忍受。”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强说。

　　医学界内部，向来差距巨大。和高年资的医生相比，中低年资的“小医生们”收入低、劳动强度大，生活状态堪忧。虽然在北京的三甲医院工作，赵星凯目前的工资只有每月3000元。他和其他三个人合租了一间房，每个月工资所剩无几，“仅供糊口”。

　　“年资高的医生经历更丰富，有更多正面的激励，并且已经相对适应了现状；但一些年轻医生碰到冲突后会对自己的职业产生怀疑，对未来没有信心。”张强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血案的负面作用甚至波及医学院。徐文事件发生后，北京协和医学院2004级八年制临床医学学生张磊表示，现在同学们的心情和医生们差不多——悲愤。

　　“很多同学表示，想去卫生部门口拉横幅、想转行、想退学，接二连三的医患冲突对我们的心理打击确实太大了。”他说，“我们不懂，为什么中国的医生一直处在这样的环境？更有学生直言，入大学时我的愿望是看着病人健康地走出医院；现在更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以后每天都能活着走出医院。”

　　和睦家医院院长盘仲莹表示，在医生执业环境如此恶化之下，医学院将无法招到最优秀的学生。“未来医生的能力更弱，患者满意度更低，医患矛盾更加尖锐。除非医生的收入大幅提升，用于平衡高职业风险。否则，中国医疗行业会越来越悲观。”

为什么不信任医生

　　因为爷爷是家乡有名的中医，“出门都会有乡亲们主动用轿子抬着”，中山医学院教授谢汝石，在幼年就对爷爷所受到的那份尊敬羡慕不已。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行医的他，也有美好的回忆：“那时医患关系还不错，病人信任医生；医生住着单位分来的房子，压力不大，可以一心只想着专心看病。”

　　但这份惬意在上世纪末被打破。“1996年我从美国回来，发现行医的环境变了，整个社会已经很浮躁。医院里也是一切向钱看，医患冲突开始增多。”

　　在中国开始经济转型的同时，原本由政府包办的公立医院也经历了变革：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政府对医疗机构的经费补贴实行“全额管理、定额补助、结余留用”，即国家根据编制床位进行定额补助，增收节支的结余，可用于改善医疗条件，也可用于集体福利。这直接催生了医院搞创收、增加奖金的逐利冲动，并在1997年上一轮医改实行后变得尤为突出——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寥寥无几、医院里各项定价以及医务人员的工资仍遵循低标准。

　　“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医生再也不能只想着如何看病了，他们得考虑更多的东西。”与此同时，医疗费用中由个人支付的比例也逐年上升，“生不起病”成了大多数人必须直面的冷酷现实。

　　谢汝石曾经处理过一起医疗纠纷。一位患者去找老专家看病，专家只开了几元钱的药。患者指责老专家不负责任：“我排了几个小时的队来看病，你怎么能给我这么便宜的药？”但这位严谨的老专家十分坚持自己的处方：“是药三分毒，你并不需要那么多药。”冲突就此产生。

　　更多的不信任，是对医生“大处方”“大检查”的怀疑。在赵星凯三年医生生涯中，有一位家属令他印象深刻。一位患者被父亲和弟弟送来急诊，医生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提出立刻做血管造影；如果需要，还要放置支架。这样的处置，报销后个人仍需负担1万多元。老父亲接受了这个建议，但他的弟弟、一位中学老师，果断拒绝了。他认为，“你们是骗我的钱。”医生们轮番做这位教师的工作，“从当晚10点谈到凌晨3点，就是说不通。”最终，42岁的患者在急诊室的病床上去世。

　　一位医生坦言，一些患者及其家属戴着有色眼镜看医生，似乎他们不再是治病救人的天使，而成了凭医术牟取私利者，甚至是“白眼狼”；同时，也有一些医者戴着有色眼镜看患者及其家属，不再把尽心尽力为患者服务看作自己的本分和天职，而处处提防着患者，甚至把患者视为“刁民”。

　　相互不信任后果严重。“信任之下，成本最低。但当越来越多的纠纷发生，医生只能选择保护自己，整个医疗的成本一定会提高；最受伤害的，恰恰是支付能力不高的底层人。”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针灸科医生张子谦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一旦医患之间缺乏信任，医患关系就会很脆，就像瓷器一样，没有人性，没有弹性。”医学人文专家王一方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交流与沟通的困难，是医患不信任的另一原因。阜外医院心内科医生杨进刚曾被一位病人掐着脖子，因为他曾告诉患者病变有些严重：“需要的话，可以做心脏搭桥。”

　　“那个病人听我说着，就跳起来死死掐我的脖子：‘你想咒我死吗’”杨进刚回忆，“他很自然地把心脏搭桥和死亡联系到了一起。”

　　在谢汝石看来，这种沟通不足和医生的诊疗时间有很大关系。“人们都往三甲医院挤，最多的时候，我一个上午看了90个病人，能不影响服务和沟通的质量吗？”

　　“当我自己带孩子看病的时候，我也会对医院和医生不满。”杨进刚说。他坦言，当前的医学教育中，人文教育“几乎没有”。“国外的医生、国内的很多大专家，都是沟通高手。我们的医学生，一进校门就学的是技术，不擅长沟通，欠缺表达的能力。”

　　在王一方看来，同仁血案表面上看是医患之间对疾病结果和疗效理解不一，深层次上说，则是医生和公众在理解疾病、理解痛苦、理解生死上的巨大分歧。“整个现代医学对疾病治疗有了过多的承诺。”

　　“科学是一种承诺，消费也是一种承诺。老百姓认为医学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医学是自动售货机，我的钱进去就一定要有个结果；医生又往往会炫耀新技术让病人抱有过高期望。其实这些贴着很多标签的新技术——海外生产、最先进的，更加刺激了人们对治病的奢望。结果，奢望越高，失望越多，摔下来最重。”

　　“一旦这种失望和对医生的不信任叠加，再和整个社会的情绪叠加，患者就有可能进入一种疯狂的状态。”王一方说。

当维稳成为第一要务

　　赵星凯说，现在当医生，得有一股子“混江湖的痞气”。“每个人都有自保的方式，有人擅长和病人家属聊，有人很容易和病人混熟，还有人会挑病人，‘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嘛’。”

　　耐人寻味的是，纠纷发生后，患者之外的各方都以“维稳”为主。保安通常会在事发后才出现，他们大多是20岁左右的小孩，平时可能都躲在角落里玩手机；警察会出场，但一般只按斗殴处理，公安局不立案，法院更不受理；医院则是把事往下压，检讨、赔礼了事；卫生行政部门更是怕出事，一旦事情闹大，有人在医院拉条幅、设灵堂，卫生行政部门一定会要求尽快赔钱，以避免事情闹得更大。

　　在半年来四个辞职离开的同事中，最让赵星凯不平的，是一位工作十年的男医生。他为了帮助被打的女医生而陷入了一场“互殴”。

　　赵星凯评价他为“最纯洁”的医生，“医术没问题，医德也没问题”。但最后，“互殴”的结论深深地伤害了他。“他想告患者家属，警察说是互殴；医院也不支持，说要告得以个人名义。”赵星凯说，“他离开医院后，连手机号都换了，不愿意和医院的任何人再有联系。”

　　当维稳成了第一要务，实质性的管理问题无人关心。在赵星凯看来，这是更可怕的事。“那位怀孕的女护士是因为配液错误被打。这样的错误在我们医院出现过多次，显然是医院的管理流程有问题，但没有人来研究、改进。”

　　和患者一样，医生同样为当前糟糕的就医环境而烦恼。“有时候病人恼火，就是因为等待时间太长；医生也一样，每天面对那么多病人和一屋子吵吵嚷嚷的家属，脾气再好的医生也难免脸色很差。”谢汝石说。

　　从进入医学院开始，医生们就处于忙碌状态。一位骨科医生在微博上留言：“今天做了五台手术，查完房，安排好明天的四台手术后已是7点。我是早晚不见天日啊。”

　　小医生们忙着学习临床，还得忙着做科研。当前医院内晋升机制对科研的要求令人咋舌——SCI论文、自然科学基金。

　　一位工作八年的医生坦言，他的时间，一大半给了科研，医生甚至从“以药养医”转向“以科研养医”。而这些科研经历很可能和他的工作毫无关系，“完全是将纳税人的钱打水漂”。

　　一位上海某三甲医院的肝胆外科医生，有出色的手术能力，但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某个基因片段和某种胃部疾病的关联性。“这对我的临床技巧毫无帮助。”

　　小医生忙，大医生也忙。在医疗圈这个名利场，“出名的医生会到处讲课、到处参加国际国内的学术活动。有股力量推着你，谁也不想被人遗忘。”一位专家说。

　　“我们也希望一上午只看十个病人，和病人好好聊一聊。但如果不完成这样的量，医院和科室的创收任务都无法完成，你说能怎么办？”一位上海三甲医院的住院医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很多问题是医生无法解决的，但矛盾都被转嫁给了医生。”

鸿沟难填

　　领导的关心、徐文的伤情、医务界对凶手的谴责，目前占据了同仁医院官方网站的头条。但患者的同情并未汇成洪流。这些新闻中，只夹杂一条不起眼的消息——《86岁老人为徐文医生送来一个水杯》。

　　对此，也不断有医生冷静表态：“大部分病人都是好的，我们都接受过他们的感激，只不过他们不会将好事写到网上。”

　　但血案似乎在医生和患者两个群体之间诱发了更大对立。9月22日，同仁医院耳鼻喉科又接到了一起投诉，当事医生说：“那个病人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仇恨。”

　　医生和医院的习惯性沉默，更加深了医患双方的误解。近年来，关于医院和医生的报道以负面为主，其中往往仅是患者一方的声音，而缺乏医护人员的辩解；或者，很多时候，就像同仁医院最初的态度一样，医院和医生在维稳的压力之下不愿意辩解。

　　王一方认为，医生和患者之间横亘着一条“社会性积怨”的鸿沟。这种积怨的产生，是因为人均收入上涨导致的社会浮躁，道德滑坡的时间窗口和医疗改革的时间窗口，重叠在了一起。

　　在社会浮躁窗口期，技术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传递到医疗领域，就成了生命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来改变，一切死亡都是医学的无能，一切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都是医生无能；而医改这个窗口期又将很多问题摆到了桌面——看病贵、看病难、看病烦⋯⋯这两个窗口叠加，很容易产生一种对医疗行业的集体审判。

　　政府对社会保障的夸大与现实中的不平等激化了矛盾。最新的数字是，中国大陆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已覆盖超过12.5亿的人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医疗保障制度。

　　但宏大数字背后的现实并不乐观。尽管人人都有医疗保险，保障比例却颇为悬殊。保障最多的公费医疗，可以满足特需在内的各种医疗需求，而在最贫穷地区的农村，新农合的实际报销比例仍不足一半。

　　北京协和医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授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打个比方，一个村食堂有大灶小灶之分。小灶供村委会人免费使用，占用了大部分的资源；大灶却要供全村人。这些矛盾，如果被人看透，如何了得？只好转移，妖魔化医生。让医生和患者互相攻击。”

　　中国新一轮的医改，源自2005年一份关于“医改不成功”的报告。此后，中国政府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关于医疗制度改革的辩论，并在两年多前启动了医改。但直至今日，在大多数医生看来，“改革根本没有开始。”

　　“比如医生人事制度的改革，我相信中国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去过香港，但为什么不能学习香港的医师制度，给医生自由？”一位广东三甲医院的教授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这是官本位作祟。一旦医生自由了，他们就管不住了。”

　　“中国政府没有能力办这么多公立医院，政府也说要放开社会资本办医。但如果不能解放医生，社会资本办医永远无法成功。人们还是得在拥挤狭小的公立医院里，相互争斗。”

　　在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习龙看来，本轮医改提出了很多要求，却没有提出合理的实现路径。“比如在基层医院实行收支两条线，但政府又没有足够的补偿，结果就是小医院的好医生进一步流失，看病更加困难。”

　　潘习龙坦言，已有的改革多以取悦民众为导向。“现在什么都涨价，为什么药品一定要降价？好像降价就能解决看病贵的问题。降价的结果是，便宜药没有企业生产了。最近频频出现的廉价药断货就是例证之一。”

　　“很多思路是错的，医疗要有一定的费用支撑，如果不让患者出钱，就要找到另一个筹资渠道。”王一方说，“老百姓现在的要求很高，一方面要看好医生、吃好药，一方面要零支付、低支付。医改中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民粹主义要求，这些要求实际上在撕裂社会情绪，把矛盾转移到医生身上。”

　　他认为，比药品降价更重要的，是医疗守门人制度的建立、分级转诊制度的落实、公立医院改革的实质性推进，以及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

　　“没有合理的体制保障，类似悲剧一定还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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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了这几年只进行周边的不痛不痒的改革，而不从根本的体制上改革，现在群众看病难和看病贵仍然，因医改不停出台的红头文件越来越多，医生的压力是越来越大，医患冲突现也越来越激烈。现在的医改是政府有病让医生吃药。国家财力你达不到，你就放一些让社会资金进入，而只管一小部分真正公立，或保基本；要不你就全包下来。管了管不了的全要管，有利的更要管，带着浓厚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毒瘤，通过行政垄断一切，通过医生注册制不让医生自由择业，而任由压榨；同时千方百计不让民资进入和发展，医疗总量不足，不想法去行政化进行体制改革，而只会转嫁医患矛盾，让医生成为体制替罪羊。同时因为医疗行业的管办不分，使医疗纠纷鉴定公信力低。
医改真正要改的是转变政府职能，发挥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作用，真正解决民众看病难和贵；同时医生待遇在取消医生注册制的前提下的医生自由择业前提下由市场体现；同时法律上明确医疗纠纷只能走法定程序，并且是畅通的渠道；同时要普及医学教育让人知道很多病医生也是无能为力的；管办分开，打破父子鉴定规则而提升医疗纠纷鉴定公信力。
医改不去行政化，一切改革都是空谈，医疗体制不改革则医患冲突仍将继续。总之，医疗行业内的种种矛盾是社会矛盾的缩影，而医疗体制的改革首先是政府部门的自身改革。　

医患关系闹得如此紧张为何？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利字。天朝援助第三世界国家，他们说这是为了得到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支持。当诸如世界发达国家遭遇自然灾难，天朝仍然援助，他们说这是人道主义精神。一个正值花季的少女，肚子因为肿瘤大得犹如几个篮球的总体积，在去世后的才收到一笔捐款，当地负责人说“对不起，领导正值交接中，所以延误了捐赠”。不要总说什么医生是弱势群体，医患关系的紧张是媒体扩大负面报导。我曾经在地铁上亲耳听到某药品公司的主管是如何教导下面的业务人员“最近要检查纪律，你们送的时候要有点技术，有点水平。“这种例子多如牛毛，我不支持用暴力解决问题。不过天朝的医患关系要得到解决？上头说没钱，下头拼命贪钱，基层拼命找钱。

无解。

医疗、教育、文化事业等等，国家本为趋利，罔顾责任，无心于此，久而久之，更渐渐无暇于此，无力于此。众多突出了的矛盾里的一个而已。良性循环建设不易，而破坏原有秩序使社会进入恶性循环，最后只能是死结，到处都是死结。头痛医头是治不好的。回想08奥运开幕式上的彰显在全世界面前的那一个“和”字，多少有些滑稽。

[[i] 本帖最后由 freeabc 于 2011-9-29 18:51 编辑 [/i]]

同意3楼的无解说。现在的利益集团太强大了，已经无法靠内部力量来进行改变了。医改、教改、房改、税制改革、垄断国企等等问题，在朱镕基当初推行这些政策时就埋下了祸根。
不要指望第五代领导层会解决这个问题，那种希望很渺茫的。只希望不要再变本加厉的盘剥就已经是万幸了。

其实说到底是利益的问题，改革就是利益的再分配，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利益分给别人。

这只是当今盛世的一个缩影，传统道德被彻底消灭，新的道德不知在哪儿。
这个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丛林了。

我记得我的同事曾经说过一句话，凡是带有“某某人民医院”的医院，都不要进去看病，因为这样子的医院，都是非人不宰的。进去看病的时候医生会先问一下，你是自费还是报销？如果你说报销，说明你有单位为你负担百分比，那么用药就更厉害，更黑了。
医院所出售的药品和外面大药房的价格有两倍之差，而且你还不能在外面拿药，因为专家给你开的药方，你要拿着医院的回单再次找专家，专家才会给你说更详细的治疗过程。
而且门诊专家每开出一张处方，都会标注上名字，我去拿药的时候，我看到他们会把专家的名字敲进电脑，这是不是还有提成的问题呢？
所以医患纠纷，先要从医生的医德上找问题，再从我们病人身上入口，你想一下，病人都病了，还要被你宰，你的医德何在，于心何忍呢？

楼主好文笔，分析很犀利，这种事情不能怪个人，怪只怪当家人领导的有点迷失方向

感谢楼主转帖。希望你自己不要生活在这种压力之下，都是医患关系紧张。我是不喜欢医院的，深圳还报道过父母给一岁的孩子看病，因为孩子总拉不出大便，结果CT、什么的拍照完毕后，要10多万做造瘘手术。这家父母带孩子去了广州。5毛的土霉素治好了. 10万VS 5毛，什么概念。

但从人性上说，小孩子要受什么罪。无辜的总是病人。

回复 9楼 的帖子

那个事件看看后续吧，或者在网上搜搜，小孩子又住院了，根本不是治愈了，网上有详细的过程的。

我觉得这归根到底还是什么都要“行政化”所带来的恶果。教育是这样，医疗也是这样。可见对于不能完全用金钱衡量的体系最好不要政府插手，否则越改越乱。

回复 10楼 的帖子

刚又认真看了新闻，我在9楼的说辞有误，噱头是对比 10万手术费 vs 8毛的开塞露。

你说的后续报道，存在主观上的医护无责心理，或许和你的职业有关。从前因看到后果，一个出生只有两天的婴儿19日住院，到21日，仅仅四天历经十几次X光照射，心脏彩超等各类超声波诊断，最后做出了先天性巨结肠的诊断结果，并下了病危通知书，并将手术费用及后续治疗预计10万。

而在广州试用8毛的开塞露，OK了。虽然仍在观察。这差距就这么明显。如果在深圳就用了开塞露，事后不行，在作出这样的诊断，我想这父母也不会这么激动吧。

您说的后续，也没实质性结论，不排除院方找寻枪手辩解，因为孩子在观察...... 10万 VS 8毛 、个人VS组织
现在的社会，医患关系紧张是不争的事实，在恶心医院，病了不得不去也是不争的事实。

盼望良医，庸医误人。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有良知的医生，造福大众。

千万别对病人麻木，对于你天天看到的都是一个个相同抑或类似的病例，对于病人，这一生或许仅仅得了这一次大毛病。你用你的热心，家属和病人可以感受到的，那么冷漠、麻木，出了事情人家会信任你才怪。心理也很重要的吧...

现在政策不是稍稍有利于私立医院了么.起码私立医院的三甲医院还是可以有的.这个说明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政策开始向私立，民营医院倾斜，其实政策的目标还是希望通过竞争，改善公立医院的相关服务.提高民营，私立医院在老百姓心中的权威性，让更多人能够在正规医院，花合理的钱，就将病治好。 说实在的医改的目的，也是为了解决楼主所说的医患之间的死结所作出的努力吧。
虽然现在，大家对于医生以及某些医院的收费都有不满，甚至有些过激的行为，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患者以及患者家属所承受的痛苦以及在治疗过程中对医生医院的期待，以及在等待治疗过程中的不安，都有可能造成医患关系的紧张。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时的，也不是去卫生部摇旗示威就能解决的。为什么大家都容易激动，还不是多年来医院里面医药之间某些不清楚不透明，导致大家对于医生，医院的不放心所产生的么？也许你会说，现在的最低级的住院医师并没有灰色收入，都是外面的人误解。那你们既然选择了医生这个行业，医生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就需要你们这一代，有新想法新思想的医生去树立，去维护。为以后你们的学弟，学妹不再感受到医患关系紧张努力不是么？都在抱怨不去做事不行的。医生说白了，把自己当做服务业的一员，我相信大家医患之间的关系都会好起来的。毕竟患者以及患者家属通常都是属于较为弱势的一方。

也许有些观点比较主观..希望大家看看就好..觉得可以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当放个屁就好了。